基层对于他们自己的大规模投资计划所承担的责任引起了另一个不同的问题。动机是各不相同的，其中之一是人们所熟悉的尽力扩充职权的动机。如果一个党委书记、部长或经理的职权范围扩大了，他的地位（在某种情况下还有他的薪金）就会提高。但不必将这种动机假定为自私。

人们真诚地与其职责融为一体：无论它是化肥生产、托木斯克的住宅建设、医疗服务、大炮、洗衣机，还是亚库提亚的矿石开采，对更多的投资是有着真诚的理由的。那些负责有关活动的人总是迫切地索取某种配给物资、授权和贷款。必须指出，对于投资接受者来说，投资的“代价”只不过是零，不包含任何实际成本。

在中央拨款或直接补贴的投资情况下，这种情况是明显的。当投资所由筹集的保留利润必须另外转入国家预算时，情况也是如此。但即使收取某种资金占用费或进行投资需要向国家银行取得有息贷款，也不会阻止对投资资金的过度申请。在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些原因中，有两个是突出的：一个是科尔内所说的软预算限制：赤字终将被弥补，一般不会让任何人破产。另一个是，假如已经上马的投资被证明是一项失误，那么由谁来承担责任最终将是不清楚的

尽人皆知，这时可能出现一位新的指挥者。因此，过度投资既产生于中央本身雄心勃勃的增长目标，也产生于基层单位的扩张以及地方组织承担公共工程的努力。当然，最高计划组织的任务正是防止这种情况，保证投资计划与完成这一计划所必需的资源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几乎从未出现过。

事实上自年以来，每年都总有某位苏联领导人哀叹所谓资金的分散化，投资资源“分散”于过多的项目。为了防止这一点，使投资集中力量完成已经上马的项目，曾采取了各种措施，但必须反复地采用这些措施，而未完成投资的百分比还是提高了；这种事实证明这些措施是徒劳的。结果，已经上马的新工厂、住宅等等要延误很长的时间。

来自上面的压力时常导致自相矛盾乃至荒唐可笑的结果：年《真理报》报道，被授予交付使用合格证的项目实际上并没有完成；地方官员的遁词是，他们已严令减少未完成建设项目的百分比！为了部门和地方官员的利益而尽可能多地开设项目，并尽量将资源拨向对他们具有特殊利益的项目，这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中央的调节力量无法有效地同这一趋向作斗争，这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通常发生的那样，中央能保证使少数主要的活动得到优先的地位，但却无法完成控制住每一件事情的任务。

我们已经谈到过的价格波动和“商业周期”是与过度投资及其后果紧密相联的。在严重依赖外贸的较小国家中，国际收支平衡的强制因素（过多的赤字、债务等）迫使投资下降，但在适当的时候又会恢复上升的趋势，（显然）没有从以前的危机中吸取任何教训。波兰的情况是一个特别显著的例子。

在苏联，这种“古典的”周期性“停滞”出现于-年，在最近一些年，同明显的周期性趋势相比，出现得更多的是长期短缺的情况（以及投建项目的拖延）至少在宏观水平上是如此。但如果人们观察一下各个部门，情况就完全不同。在那里人们大略可以看出过多的投资正在膨胀，例如-年期间的化学工业。上述情况产生于这样一个原因（对它的分析既重要又须简短）：在一个集中的计划体制中，任何重大的结构变动都需要极高层次的决策；但即便这种决策的需要确实已迫在眉睫，（处在最高层、极为忙碌的人）却往往对它刚刚有所觉察。

直到这时，计划官员在制定物资平衡和投入产出表的工作中自然倾向于保留现有的模式，因为投入产出表具有其惯常的、反映着过去的稳妥性，同时也因为这些官员没有权力改变结构，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既得利益，因而这种改变需要最高层次的决策。让我们以苏联的化学工业为例。直到50年代中期，它仍然令人遗憾地落后：化肥、塑料和洗涤剂的生产远远落后于需求并低于西方的水平。赫鲁晓夫因此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运动以迎头赶上。于是出现了大规模的过度投资：计划超过了人员培训、设计（或进口）和机器安装等等的可能性。

因此，这应该是一个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有关的问题，即必要的结构性变动不应当被集中化程度所耽误。同时人们还必须现实地估价最高层整理信息、采取决策并保证实施它们所需要的时间。

同时还必须承认，在任何从现实出发设想的情况下，总会存在许多被卷入的相互冲突的利益，每一方面的利益都试图尽量为自己能获得投资这块“蛋糕”的更大的一份而进行辩护。苏联经济学家迈明纳斯（Maiminas）曾经指出：减少由这种状况所可能引起的扭曲的方法之一是设计一种程序，按照这种程序，那些设计各种不同方案的人必须与那些选择方案的人相区别，然后由一个独立的组织批准必要的资金供给，这一切都保证尽量随时从信息流动和决策制定中清除由于利益而产生的偏见。

理解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即在对资源的竞争中，胜利往往属于那些政治“优势”最强、与统治集团关系最密切、有最高级和最有势力的首脑人物的部门。如前所述，不论谁负责牙刷（或一个经济落后的省份，比如坦波夫州），比起那些掌管冶金工业或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的官员来，必然只具有较小的“优势”。

因此，人们倾向于既成的、大的和有势力的一方，而不是期望中有利可图的一方。这种倾向有助于解释消费品、劳务和许多种类的“小”设备等方面长期的投资不足，以及尽管最高层领导再三地试图调整平衡，对此也无济于事。

最后，采纳雄心过大的投资计划的趋势是苏联式“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根源。生产资料（建筑材料、机器以及劳动力）的计划需求超过了实际供给。这必然引起价格上涨，如果价格可以自由浮动的话。但由于它们不能浮动，便出现了短缺，而这不仅引起了上文谈到过的延误，而且也引起了半合法形式的物物交易、行贿受贿以及其它无计划现像或直截了当的犯罪现象。

从值得肯定的方面，特别是从西方理论和实践明显不足的背景看，我们必须指出这一事实，即中央计划确实给那些做计划工作的人在考虑对经济结构具有重要意义的主要投资时提供了一种宏观经济的全局观点和对可能的未来需求的洞察力，这是潜在力量的一个源泉。

苏联经验说明了价格的重要性，并且还显示出创立一种正确的价格理论和合理的价格结构的困难。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理论。在年，许多同志仍相信价格本身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行将消亡的残余，它可以并且应当被迅速地废除掉。出现了各种关于可供选择的计算方法的理论；人、努力劳动、能力的结合单位，或劳动力单位等等。

人们已经知道了这些艰难尝试的情况和所有这样的方法所面临的困难。特别是怎样将努力与结果或系起来。有一个时期，货币被“恢复了名誉”；尽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年）有一段“极左”时期，当时货币而再次被贬值。就在那时，申央统计局政名为中央国民经济会计局（TSUNKhU），因为统计一词暗示着无计划的、随机的和无控制的现像。

与有关价格的讨论相联系的是有关社会主义时期“价值规律”的作用、劳动价值理论的适用性和申肯性等更深入的争论。这种争论依然存在。比如年，仍在争论处于苏联条件下的产品不是“商品”，而仅仅看上去像商品，正像一个工人所接受的报酬只不过看上去像工资，而在原则上是他作为社会产品的共同所有者而应有的份额；另一些人则自然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

当然，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密的联系。实际问题是：在苏联类型的体制中，经济学家们所谓的“商品货币关系”应当起什么作用？我们必须考察这个问题，然后还要讨论实际运行的价格体制的经济效率的各种结果。

年，斯大林在他自己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中修正了这个学说。这时“价值规律”被限定在那些有买有卖的交易中，如零售商业或向某某集体农庄购买粮食及棉花。国营部门内部的交易，比如向炼钢厂“卖”矿砂或向制鞋厂“卖”皮革，不是真正的卖，因为国家仍是所有者。这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转让价格。但斯大林承认这种价格和由于这种价格才具有了可能性的成本核算是有用的、必要的。他赞成经济核算，特别是因为有了它，便有可能评价成绩和避免（或判别）计划任务完成过程中的浪费。